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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确有一些特征符合阿瑟W.刘易斯1954 年所描述的模型特点。刘易斯模型刻画了一个有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并存的双部门经济体。传统部门的特征是有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但劳动力边际产出很低（接近于零）。在这个模型的第一阶段，劳动力不断从传统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但农业产出并无明显下降。转移到工业部门的非技术型劳动力只靠最低保障水平的工资过活，这一工资水平一直保持在这一低位，直到农业边际劳动产出达到工业工资水平。
从1978 年开始，中国有一大批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被释放到城镇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这些年轻上进的劳动力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中国发展工业化所需的技术与非技术型劳动力。随着大量劳动力从农业中转出，农业的产出增长仍然由于资源分配的改善而保持着强劲的水平。正如刘易斯模型的弱式所预言，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但仍显著落后于工业部门。

刘易斯预言经济增长第二阶段会在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边际成本涨到现有工业工资水平（即最低生活保证水平）的时候到来，工业工资将被迫上升。确实，中国现在也出现了非技术型劳动力工资水平提高的现象。
中国会不会在近期内就丧失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呢？
我们认为如果解除农民进城的障碍，工资水平不需要涨到很高水平就可以吸引到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地区较高的生活开销的基础上，现有户口制度和其它非户口的障碍又客观上增加了农民工的迁移成本。
这一成本降低了农村劳动力进城从事工业部门工作的收入预期，扭曲了迁移的激励机制。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增长仍然落后于其它部门，农民工也不愿迁移，主要因为：
MPLagriculture ≥ Earningsexpected = Wageindustrial - Costmigration .
劳动力需求提高会将工资水平抬高。但我们认为取消迁移障碍将有助于提高劳动力供给，同时又不需要大规模提高工资。现在正在进行的户口制度改革以及未来消除非户口壁垒的措施都会提高农民工的收入预期，从而推迟这双部门模型中最后一个阶段的到来。
图 画出了这个情形。假设经济是在进入第二阶段的边缘。更高的劳动力需求无疑会将工资水平提高到w 以上。但我们如果可以降低迁移成本，这将有效地在同一工资水平上增加劳动力供给。这样的政策转变将使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外推移，从而在S2点达到新的均衡 。在这个新的均衡点，更多劳动力(L2>L1)还以与原来一样的工资水平(w)工作，释放了(L2-L1)的剩余劳动力，从而延长了刘易斯模型中的第一阶段。